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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禄五年，公元951年。
北汉的刘崇求援辽朝世宗耶律阮，希望契丹可以出兵帮助，共同攻打后周。
世宗想要建功立业，这样的机会他唯恐不够多，但这位辽朝皇帝没有考虑到辽朝贵族集团和军事集团，以及百姓们的感受。
从太祖立业开始，多年来契丹诸部听从皇帝调遣，南征北战，从未停歇，大家都已经厌战了，不想打仗了，所以这次跟随世宗出征，他们的内心就是不情不愿的。
在大家普遍反感的情况下率领大军南下也就算了，而且还是给汉人助拳，这也就算了，按说打仗行军，兵贵神速，既然决定了，就不应该再耽搁，世宗偏不，他行军到了火神淀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往西那一片的时候，他不走了，他大摆筵席，搞了一个祭祀仪式，纪念他那客死他乡的父亲东丹王耶律倍，而且在祭祀期间，他还喝多了。
那这个时候，辽朝一个叫做耶律察割的宗室大臣，他原来就心怀异志，此时他抓住了军营中将士们普遍反战，抵抗开战的情绪，纠集众人，发动了兵变，直接就把世宗给杀掉了。
古人有云，创业容易，守业艰难，这句话在世宗的身上可以完美的得到印证。
世宗继承皇位本来就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掌握大权，却不懂得趁着天下归心的时机，收敛军事上的威势，而是选择了主动挑起战争，要再度让黄河流域生灵涂炭。
他自以为用强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伟业并无不妥，但他不知道各部族已经是离心离德...
一个封建帝王，如世宗这样的，他接班之后，最容易犯的，是三种错误。
第一种，是路径依赖。
什么叫路径依赖，就是说世宗之前的皇帝，都是靠武力来刷军功，来提高权威，来维持统治的，过去别人靠什么成功，现在世宗就只会，只愿意用这一招，把一时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永远正确的万能药。
第二种，是自我认知脱离了实际，对自己的状态和当前的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偏差，骄傲自大，听不进劝，看不到民意，更不了解真实的情况，您想想整个世宗即位之后，契丹内部的谋反兵变，那就和家常便饭一样，加上全民反战，抗拒战争的这个形态，前者世宗不在乎，后者世宗不了解，他根本就是处于盲目的状态，完全是被刘崇给怂恿了。
这第二种错误，还可以引申出第三种错误，那就是忽视内部治理和团队凝聚力的建设。
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即位，世宗最应该做的，是把精力和资源从对外扩张，转移到对内管理上，要关心各个阶级成员的感受，首要维护政权的稳定。
说到底，打天下和坐天下虽然只差了一个字，但却完全是两码事，生逢乱世之际，开创基业可能要靠个人英雄主义，但守成之时，必须要依靠大家的力量。
某种角度下，封建时代皇帝是最强人，他的确可以办成所有的事情，但所有事情，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办的。
关于耶律阮之死，还有一个事情要提一下。
后唐年间的宫里，有个叫做甄氏的宫女，长得非常好看，她一直生活到了五代晚期，辽太宗南下灭亡后晋的时候，耶律阮随军，偶尔见到甄氏，他就相中了甄氏。
甄氏已经四十多岁，年纪很大了，但林下风致，璎珞矜严，还是很有气质，一下子就把耶律阮给迷住了。
不顾年龄上的跨度，耶律阮当即把甄氏纳为了妃子，到耶律阮即位之后，耶律阮对甄氏宠爱更甚，直接把甄氏就立为了皇后。
甄氏毕竟是汉人，一个契丹皇帝立了一个汉人皇后，这让契丹统治内部颇有微词，为了平息这种声音，耶律阮又把老太后述律平的侄女萧撒葛只立为皇后，如此一来，就形成了一种奇观，契丹一时间出现了两位皇后。
这两位皇后的命也不好，后来都死于火神淀的这场兵变之中，其中的甄氏也由此成为了辽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汉人皇后。
在辽世宗执政时期，契丹还彻底的确立了南北面官的制度，也就是在辽朝设置了两套不同的官制，北面是契丹官制，契丹人管理契丹人，南面是汉人官制，让汉人去管理汉人。
在一个基本统一北方的政权里，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却同时执行的管理制度，这可以说是契丹政权在政治管理中独有的特色了。
世宗被杀之时，只有三十四岁，正是一个人精力无限的壮年时期，可惜功业未竟，草草收场，这眼看契丹又要陷入内乱，这个时候又是耶律屋质站了出来。
危急时刻，他联合耶律璟起兵，诛灭了造反的耶律察割等人，平定内乱，接着又拥立了耶律璟为辽朝的新帝，也就是辽穆宗。
辽穆宗，辽朝的第四位皇帝，辽太宗的长子。
穆宗即位之后，对后周和北汉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可以说，穆宗基本延续了之前几位皇帝南下图谋中原的方针，但是和太宗，世宗相比，穆宗明显保守了许多。
前人的血腥下场就在眼前，穆宗虽然也南下，但是他不再率领全军南下，也不投入过量的军事力量出兵后周了，以前北汉契丹攻打后周，契丹扮演了主力的角色，经穆宗调整，现在北汉契丹攻打后周，契丹主要是协助北汉，仅此而已。
这对后周，对郭威来说，的确算是好消息，可也不是那种足可欢欣雀跃的好消息。
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之所以不断的遭人诟病，留下永久的骂名，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。
原本，中原王朝，至少从唐朝开始，北部的防线是凭借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，向一堵墙一样扼守住华北平原，山海关啊，居庸关啊，都是这条防线上的要隘。
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人之后，这道天险没有了，辽朝的骑兵可以从华北平原的北部毫无阻碍的南下，一马平川，直接威胁黄河。
原来的防线没有了，那么后周的防线就要被迫向南移动，移动到河北中部，沧州，定州，易州这些地方，熟悉地理或者实地探访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这些地方无险可守，要守，只能靠固有的城池和军队硬抗，这么一来，国防上的成本和压力陡然攀升。
想一下，燕云地区落入低手，那么河东地区，尤其是山西中部的战略地位可就上来了，怎么说呢，河东在当时就像一根楔子矗立在北方，谁控制了河东，谁就能从侧翼威胁辽朝，或者阻断对东西两线的联系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历史舞台上的三位玩家，均面临不同的处境。
中原玩家后周，是个谨慎的务实主义者。
后周刚刚开国，这个时候有些河北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彻底臣服，郭威很难有勇气主动挑起战争，但是郭威也不愿意像石敬瑭那样做儿皇帝，他采取的手段是合谈，给点钱之类的，我们可以视为一种战略性贿赂，目的是用一笔小钱稳住最强的敌人，为自己争取整顿内务，巩固权力的宝贵时间。
草原玩家辽朝，他是机会主义的操盘手，无论中原政权是哪个，皇帝是哪个，无论是石敬瑭，刘知远，还是现在的郭威，契丹人都希望中原皇帝可以称臣，因为只要称臣了，契丹就能用最小的成本控制中原。
他们当然也试图自己去占据中原，可是太宗的失败说明，以契丹政权当前的发展和社会形态，他们是无法接手一个相对更加成熟的中原社会环境的，他们只能通过扶持傀儡的方式来遥控。
当后周郭威的态度并不明朗的时候，契丹人果断的找到了北汉，那通过扶持北汉，可以达到两个目的。
第一，让北汉去和后周打消耗战，自己坐收渔利。
第二，北汉所在的山西地形易守难攻，可以作为辽朝南下的跳板和防御后周的屏障。
河东玩家北汉，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，一个失控玩家。
刘崇一直认为，自己继承了后汉的正统，在法理上比篡位而来的后周更有号召力，出于自保也好，出于复仇也罢，出于各种叵测的居心也无所谓，反正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后周敌对，何况郭威还杀了他的儿子，为了消灭后周，他可是完全接受石敬瑭模式，直接对辽朝称臣，甘为人下，还充当辽朝进入中原的“带路党”，他的存在，彻底打破了后周花钱买和平的想法。
说到底，还是这牵动人心的燕云十六州。
幽云十六州的归属，直接决定了此后四百年间宋辽，宋金对峙的基本格局。
没有天然屏障的中原王朝，注定要在防守上投入无穷无尽的资源，并始终处于战略被动。
我记得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里有一句话：
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...
这是诸葛亮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战略构想，它体现出了拥有稳固的战略根据地（益州）和出击方向（秦川宛洛）的重要性。
反观北宋，正是因为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个重要区域，它后来整个北伐的战略都变得异常艰难，永远处于“以己之下攻敌之上”的窘境。
孙子有云：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
读史到此，更不禁让人感叹，公元1368年，当徐达的大军攻克了元大都，朱元璋当时当刻，完成了多少人未能完成的壮举，造就了几代人都心心念念的功业...
参考资料：
《五代会要·卷二十九》
《资治通鉴·卷第二百九十》
《旧五代史·卷一百三十五》
金婷霞.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研究.南昌大学,2017
田志光,李杰文.穆宗遇弑与辽初君主之困境——兼论辽世宗、景宗与贵戚的交锋.中国史研究.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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